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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能够遏制腐败

作者:皇家游戏官网 发布时间:2021-04-18 09:54 点击数:

  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习主席任期内,中国不仅经济上重返世界巅峰,社会发展包括廉洁都将成为世界的标杆。

  据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克兰等移腐败均超过中国,但令人感到“异常”的是,只有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应该说,中国和上述国家政治制度不同,它们大都可以归类于西方模式。这种鲜明对比,体现的自然是中国制度模式的优势。但更令人倍感“奇异”的是,西方没有人质疑为何哪些国家不能如同中国一样去反腐败,反而质疑中国:一党执政下的国家,没有外部有效监督,能真正有效的遏制腐败吗?

  其实这种对比本来就是对西方这种质疑的最好回答。不过,中共领导人还是更鲜明的做出了回应: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对反腐败引用了习主席的一句话:“有人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我们中国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中共敢如此表态,自然有它历史与现实的底气。1949年中共成为执政党,西方就断言新政府难以存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预判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全力治理战争创伤的中共不可能出兵。就是出兵,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毕竟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素以善打败战而著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西方断言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政治学者更是普遍认为一党体制下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的。1989年之后,西方更是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无法再持续下去,政府的寿命将以月计。

  1992年南巡之后,一直到今天,西方最流行的还是中国崩溃论。大家可能还记得,2002年6月,《经济学人》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底气不足 的中国龙”。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 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它的结论是:“看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 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到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 体(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

  尽管如此,西方依然如故。就是当下,2015年3月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的分析文章,罗列了为应对中国崩溃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 不久之后,一向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沈大伟也“突如其来”的加入了这个他一直都远避的阵营。

  在西方,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论断:国家不可能解决权力的制度性交接。结果,中国再一次令它们失望了。

  至少到目前,西方每一次的预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国证伪了。至于最新的反腐败这个预言虽然需要历史来验证,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一次中共依然是赢家。

  首先,腐败的产生和制度无关,而是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页黄金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充斥着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参选各方都需要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贿赂、舞弊。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从现实中看,许多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严重腐败的国家,其腐败程度都远超中国。这一点可从德国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排名中得到验证。比如印度、俄罗斯、菲律宾、印尼等都是如此,至于非洲的民主国家更是腐败排名垫底。

  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越贫穷就越腐败,廉洁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这和制度无关。不管是廉洁还是腐败国家的行列中,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存在。其结论自然是:腐败的根源在贫困。印度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贫穷是最大的暴力”。事实上,贫穷才真的是万恶之源。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消除贫困奇迹,这不仅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在消除一切恶的本源。透明国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布排名以来,认为中国反腐败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也和中国经济发展是全球最快的现象相吻合。可以说,持续的经济发展正是中国能够解决腐败的真正底气所在。

  无独有偶,中国著名学者康晓光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治理报告》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是:在统计上,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是没有依据的。

  其次,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社会,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在没有西方民主的条件下,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所谓西方先进国家。

  如果说廉洁新加坡是在一党执政下实现的,香港则更是在殖民体制下创造的。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特别是台湾要说一说,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现在的虽然个人很廉洁,但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我们是不是要问: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只不过是西方昔日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而和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 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之所以如此,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拥有十三亿人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 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仅次于巴西。从中也可见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放大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诉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这一点,如 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导致的。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最终有效治理腐败的时候,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腐败,也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 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突破70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一步之遥。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2018至2020年间中国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宏观的看,1978年中国发展方向就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调整。九十年代,进行了痛苦而又必要的国企改革。二十一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下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还不包括难度同样巨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和逐步调整。微观上看,废除收容遣送法、劳改法,到今天的徐纯和事件,都是如此。

  一是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为人民服务”就是古代“民本主义”在今天的现代化表述。所以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 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二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实际是实践。这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自然切合。能够解决问题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另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长期宣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腐败现象是不相容的。腐败的存在,并不仅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以及败坏社会风气,而是直接挑战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三是对权力的全新监督因素。这包括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政府相当程度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财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开始脱离政权,从而导致日益独立性的社会出现。简而言之,就是资本力量和大众力量的崛起,并反过来对政治发挥监督和影响作用。

  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比显性化。不同国家的示范效应和教训效用都对中国的政治权力产生压力和影响,从而发挥监督效果。特别是中国,由于被视为唯一具有替代西方潜力的国家,从而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事实上,自从中国打开国门之后,来自西方的特殊监督日益上升。

  网络和智能手机时代,不仅令信息公开和传播达到了空间的程度,更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的成本。或者换一句说就是今天中国制度体制外的监督成本大大下降。从执政党的角度讲这固然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但从中国体制上进,却是极大的福音。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令低成本(无需反对党和高昂的选举)的体制外监督成为现实。执政党由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无法拒绝这种监督并不得不做出回应。

  最后是中国执政党的命运和体制息息相关。在西方,政党的上台下台甚至生死兴亡对体制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但在中国确实如中共历届领导人所警示的处理不好就是“亡党亡国”。前苏共崩溃,国家就解体,就已是明证。所以,在这种执政党与体制共命运的体制下,对民意的回应往往比西方更有效。

  第三,在中国,政治权力保持了独立性和最终决策权,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并能制约和打击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多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虽然三种权力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不仅一些很困难但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能够制订和执行,更可遏制资本以及利益集团。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行动,截止到目前,就有115名“落马”国企高管落马,其中,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一把手共有65人,“老虎级”国企高管便有7人。落马者涉及油、煤、气、电、通信、金融、运输、军工等多个行业巨头。在西方,要动这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四,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中纪委。每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香港是直属特首的廉政公署,而中国则是中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中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中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的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如同西方一样完善法治。2014年,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就和反腐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如果预估一下中国的反腐前景,五到七年左右,就是按汇率法,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习主席任期内,中国不仅经济上重返世界巅峰,社会发展包括廉洁都将成为世界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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